一说起时间，我就想到一句话，“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或者类似倭国某著名作者说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xx的篇章又翻开了新的一页”。爱德华&《一生，一梦》;霍利先生，生于1451年，卒年待考，人送外号老不死，在他漫漫的时间长河中，该老不死参加了英国红白玫瑰战争，法国加尔文改教运动，法国三亨利之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时间足够你爱一文，以爱德华霍利为主要人物，第一人称叙述，横跨上下五百年时间，比某名人更能称得上是“亲历历史”。本文共有五个部分，除去红白玫瑰，加尔文改教运动，三亨利会战，二战之外，开始并且结束了文章的的朱丽也能自成一个部分。
很多读者都认为朱丽小姐占用了太多的篇幅，有点不值得。然而，朱丽身上有着作者的很多象征意义。首先，朱丽是历史系的学生，并且对于“未知”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历史，就是文献、文物以及其他历史学家的口述。所以作为历史学者，对于历史的态度，就是从各种文献、文物、他人叙述中寻找蛛丝马迹，说起来和打听某人太太是否出轨的私家侦探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朱丽并不仅仅是好奇于历史，也同样好奇于爱德华霍利，她在本文中的地位以及象征意义，总结下来，就是一个双重的窥探者——窥探历史，也窥探爱德华的内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朱丽所代表的是作者的意识。
而作者对于这四个历史性事件的选用也非常有意思。把它们并排起来看，英法百年战争之后，各自都有一个比较混乱的时代，来消化百年战争遗留下来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然后由此走向该两国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最繁荣最昌盛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就是红白玫瑰战争；对于法国，就是加尔文改教运动和三亨利之战。而二战也是同样，这四个历史事件，都是乱世的尾巴，我朝教科书所谓“黎明前最后的黑暗”，过去这阵子就是一段较为和平稳定的长治久安。而除了二战时期的瑞诺，各个事件中的中心人物，也有一点相同之处——“一遇风云便化龙”。
王小波在《东宫西宫》中说，人的生命都有一个主题，阿兰的主题就是同性恋。爱德华霍利的主题，按照BV大人的塑造，可以说是“亲历历史”，作为历史侧面性的一种见证。然而这些历史描写起来，却明显感觉“不够味儿”。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把过错推到历史身上去。
在红白玫瑰部分，小说由爱德华霍利的童年开始入手，插入了他和法郎西斯的爱情，身世，以及自己为什么会变成不老不死人的原因等等，算是个经过交代。然而抛去这些“帽子戏”不说，作为主体的红白玫瑰战争，却缺乏一种历史小说所独特的浑厚沉稳的历史感。作者挑选了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然而却又让这些风云在自己手里轻易地流过了，不仅红白玫瑰部分，之后的三个事件也是同样的。
附图：红白玫瑰人物关系图表

在政治斗争中，与政治斗争紧紧相伴的一种东西，叫做党派。红白玫瑰是政治斗争，同时也是以红玫瑰兰开斯特和白玫瑰约克家族为首的两大世仇家族之间的斗争。在派系斗争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单个的人，并不是只有自己的名字作为自己的身份识别，或者说“Identity”，而是“某某家的某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在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中，说起皇四子，就是“太子党的胤祯”；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近代历史人物传记中经常看到，“国民党将领某某某”“奉系军阀某某”，这同样也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一种identity，而这个定语，在政治斗争中举足轻重至关紧要。用M爷爷的话来说，屁股决定脑袋，“小鬼，革命斗争，可千万不能站错队！”
这种派系是如何形成的？撇开近代历史中有思想观念的不同，在封建时代，多是互相之间的各种“情谊”，中国有清流，多是科举出身官僚之间的“同年”“同榜”“同乡”，而在以王公贵族为主的圈子里，则是婚姻、血缘，甚至还有“主子奴才”的从属关系。仍然举《雍正皇帝》为例，年羹尧的妹妹嫁给了雍正，自己又是雍正潜邸包衣奴才出身，所以自然是雍正这一党。而任伯安刘八女等是皇九子的门人，也就是阿哥党。最明显的一场是皇十三子允祥被释放出来到了丰台大营利时候，他的旧部署和八皇子的旧部署就明显不是同一个阵线。
说这么多，想证明的无非是一件事：在政治斗争中，只要是个出现过的人物，背后自然会有一条线，把他拉到某一边，同时也会区别于另一边。同时，宫廷、政治斗争中的精彩，也无法避免地要通过这些派系之间的互相角力来表现。但是，上面的那个关系图表中，虽然我把红白玫瑰分成两边，而这些“线”，却大多是断头。换句话说，一个人，只知道他是左边界面上的一个点，却不知是什么样的“线”，把他连接过去了。
我并非要求作者一点一点解释各个人物怎么会出现在那个地方，有什么背景家世，喜欢什么颜色喜欢什么食物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儿……这是八卦狗仔队采访明星，不是写小说，未免过于罗嗦。然而，在红白玫瑰部分开头的一场宫廷舞会里，我本来认为，作者会在这个舞会上给这种宫廷势力做一个初步的介绍，然而我没看到。
宫廷舞会是个很好的契机，白玫瑰英国国王娶了红玫瑰家的一个寡妇，白玫瑰们不满。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矛盾，红白不和，然而这个联姻却掀起了另一轮高潮的开端，但又不是冲突最后的爆发。在这里设置一个舞会，无疑是很聪明的，但我接着往下看的时候，却感觉作者并未认识到这个舞会的妙用，轻巧巧就把它放了过去。
在这个舞会上，红白两方大致的势力应该得到初步的介绍。虽然说目前而言，是白玫瑰暂时领先（国王是白玫瑰），但既然红玫瑰后来还能反扑，这说明人家还有大量的残存势力。谁是红玫瑰？谁是白玫瑰？他们都是什么人？文章中只描述了一部分白玫瑰家的人，红玫瑰成员几乎没有描述。尤其是后来几次造反的那几位主角，出场的时候毫无铺垫，突兀得很。为什么不在舞会里顺带一提？
除了人物，这个舞会虽然对于后来可能出现的矛盾冲突有所体现，但仍然不足，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感，对整个小说的节奏上来看，这是一个首当其冲的战略地形，这个战役没有打响，导致了后来的政治斗争都略显平淡，让人感觉并不紧张。这一点是苛责，但我特地提出这一点来，是因为我觉得作者并未发现这场舞会的战略性地位。
这场舞会，也像后来的场面一样，对于群像化人物的刻画，始终存在一种忽视。这就要说到另一个问题，《时间》一文，对于“外部环境”的极度忽视和极度匮乏。
我们假设文章就是一个舞台，在《时间》一文中，在一个人物说话的时候，灯光只打在这个人物身上。等下一个人物说话的时候，灯光就转向这个人物，不，应该说第一盏灯熄灭，第二盏灯的灯光打在这个人物身上。
首先，作者明显偏爱于对白，用大量对白填充文章。我之所以不说“用对白塑造人物”，这一点以后会提及。然而，通观全文，对白多数出现在固定的场景，也就是说，在室内或者室外，要有一场戏的时候，对白就出现，作为人物之间的互动。这期间很少出现描述性文字和心理独白。然而在“过场”，也就是连接这些场景的“轴承”，则多用描述性文字。在这些“过场”中，如果要出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尤其是心理变化，就大量使用、甚至是唯一使用心理独白。
这样的写法，有利有弊；当然，任何写法都是有利有弊的。只是在本文中，这种写法的弊明显大于利。时间一文，就像上文我提到的舞台灯光，同时只能凸现一个人物。
BV大人说，她的重心不在政治斗争上，只是想表现“一个人的历程”。但是，“社会的人”这一身份是不可抹杀的，无论是在现实中的人物，还是在小说中的角色，都是和他人有关系，并且被他人组成的“社会”影响着的。从小说技巧来看，仅仅以心理独白来塑造人物，也是不完整的，说不上是成熟的表现。
在第一部分的讨论中，有人认为，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回忆往事的小说，因为时间久远所以不能想起很多细节，这是正常的。如果要表现最原汁原味的“回忆”，录音带应该是个更好的选择。对于小说而言，“体现某人在叙述时候的风格”更加重要，还是“塑造丰满的人物，制造精彩的情节”更为重要？作为倒叙的回忆，在某种角度上来说，能够使叙述者对待事件有一个更加完善，更加系统的回忆，这是优势。如果只是刻意于什么东西能够回忆起来什么东西回忆不起来，这就是舍本逐末了。同时，作为小说而言，细节、人物，等等可以归为小说技巧的东西，是不可缺少的，可以因为小说题材的变动加以增加减少变化，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现在要说到细节。本文并非没有细节，朱丽午餐时候吃的青豆，爱德华和弗朗西斯去的酒店的名字，王太后用的手绢是细亚麻布的，这都是细节。然而这些细节却没有完整刻画一个人物的效果，并为不能为之，而是不足为之。想要丰满起人物形象，铺垫小说气氛，需要的细节不能说更加详细（午餐吃青豆已经是个十分详细的细节了），而是需要关联性更强的细节。
西谚有云：“细节之中有神在”。对于塑造人物来说，无非是这么几个方面：外表（面貌、体格、装扮）、举止、言谈。外表可以给人以对于人物的初步印象，包括其背景、性格、处境、品味。对于每个出场人物都作一番刻画，这样过于罗嗦；然而在关键的地方稍加一提，就会出现画龙点睛的效果，同时，也因为只在关键部分出现，效果反而更加强烈。《金瓶梅》中，白赉光被西门庆抢白之时，西门庆看他“头戴着一顶出洗覆盔过的、恰如太山游到岭的旧罗帽儿，身穿着一件坏领磨襟救火的硬浆白布衫，脚下［革及］着一双乍板唱曲儿前后弯绝户绽的皂靴，里边插着一双一碌子蝇子打不到、黄丝转香马凳袜子”，这种装扮恰如一个装阔的叫花子，穷得断筋。而正因为是西门庆“睃见”，这个动词有偷看的意思，更加显出一种“以貌取人”的世态炎凉。而应伯爵在“隔花戏金钏”的一场中，反复提及他穿的都是新衣服，暗示他刚刚收取了黄四的“好处费”。这样的描写，就不光是体现了人物的性格，同时也在暗中提示了上下文之间的关联。
本文唯一比较详细描写了的一个人物，就是亨利三世，而亨利三世的举止言谈，也仅仅是浮于表面的。像文中的所有人物一样，这些描写性的语言，都停留在表面，如果人物要焦虑，作者就仅仅描述他/她“面带焦虑之色”，如果他/她喜悦，那么他/她喜悦的表现就仅仅是最表面的喜悦表现，作者截取一个最表面化的主旋律，表现在人物最表面化的肢体语言上。对于人物的刻画，有所谓平面人物和立体人物之分。对我自己而言，平面人物我喜欢贴一张标签，这种写法很常见，也就是脸谱化，如果该人是奸臣，就给他一个白脸，如果是英雄，就给一个红脸。作者BV虽然也用了这种标签化人物的描写，美第奇王太后就是一个好例子；然而就算是平面化人物，其描写也是不足够的。
晓风飞翔的《该断头时就断头》中，有一个我非常欣赏的平面化人物，是一个贪生怕死的武官，该人一听说有大军进城，立刻认为这是敌军，衣衫不整地往门外跑，准备骑马逃命，上了马才发现，居然骑反了。路上碰见军队，敌我还未分清就慌忙跪下求饶，其实来的是自己人而不是敌军。平面化人物的特点是只有一个主要性格，并不在其主要性格下添加一些细节性的性格，然而在体现其主要性格的时候，其言行举止也需要有一定的刻画。
本文中的对白，其优点是有很强的指向性，或者说，谁在对谁说话，这个倾向是很明显的，缺乏的是说话者的特色。同时，本文对白最注重的是体现人物的心理，所以独白式的对话比较而言尤其之多，类似：
“我并没有您幸福，赫利先生。您没有国家的重担，您没有王室的责任。您是自由的，自由得像空气，像小鸟，像云彩……自由，您懂得这个字眼所包含的幸福吗？您要去就去，要来就来，您离开我照样可以活得很好。而我，我没有自由，因此我总是唉声叹气。”
在对于人物的言谈刻画上，亨利三世同样也是比较出彩的一个人物，他的举止和对白有一定的疯狂感，区别于其他人物，然而在对瑞诺和德吕亚二人上，其特征性就小了很多，其人物的区别体现地很小。再者，全文横跨五百年的时间，然而抽取各个不同的时代来看，其人物的对白都相差不多。作为一篇以对白为主体的小说而言，这些对白居然对人物的特色体现得如此之少，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这里要说到语言了。晓风认为本文语言很朴实，我有点不同意见：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好有坏，它们就像今天在我们面前盛开的花朵一样，不论它们是欢乐的还是忧郁的，是芳香的还是恶臭的，是喜悦的还是沮丧的，它们的花苞都是在这以前形成的，有的则很早就开始生根，正如它们将来会结果一样。
时值冬季，天气出奇的清冷。这种美丽的气候会让人相信那凋零的大自然并没有死去，只是睡着了。树木可以活上千年，它们一睡就是五个月；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冬天，对它们来说这仅仅是夜晚。大自然在秋天并未死去，它睡着了；大自然在冬天并未复生，它醒来了。只有到我们的地球真正死去，大自然才会死；到时候它将跌落在混沌中，死气沉沉，悄然无声，没有树木，没有鲜花，没有歌颂它的诗人。
这是一种比较诗意的语言，很难说是朴实。而这种文字的效果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在爱德华的心理独白中，这种诗意的语言经常出现，爱德华的形象就有了一些忧郁诗人的气质，然而本文中对于外部环境中的人物们，其心理描写过份依赖于对白，很少在其举止外貌等等地方下功夫，德吕亚和瑞诺的戏份中，这种表现尤其突出。
文章中的主角爱德华霍利，Mr.老不死，在红白玫瑰战争之后，其个性就变得消极避世，然而在其余三次事件当中，却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中。这个人为何会有这么大的转变？文中唯一给爱德华一个表现的机会，每次都是一段激情澎湃的心理独白，类似于：
瑞诺乌黑的眼睛闪著熠熠耀人的光辉，多麽明亮，多麽热烈啊。我第一次见到他这麽热情而幸福。对於他，幸福不是安逸的生活，不是宁静的水波，他的幸福在硝烟与惊涛骇浪之间。他浑身充满了生气，就像我为了援救英格兰国王奔往伦敦，像德吕亚为了塞尔维特放弃自己的安危，像亨利为了与被放逐的命运抗争一样，他在和现实作战。
激情澎湃的独白完了，角色就激情澎湃地投入情节了。这转变是不是忒离奇了一些？我曾经有个说法是“作者可以解释的东西不算BUG”，如果非要说，爱德华就是在这一段当中转变了，就是如此激情澎湃了，你待怎么着吧？！这我也是不能怎么着的。但不算BUG，不代表不算缺点。然而爱德华霍利身为主角，每次转变性的决定之前，都如此这般来一段心理独白，激情澎湃地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转变，这不得不说是有一些作者强迫的味道在里面。既然作者的身份如此光明正大旗鼓鲜明地出现，为文章现身说法，“角色”本身的性格，他的思想就要减少一分，最后变成一个“作者意愿”的傀儡。那么，众多评论说，“无法被这文感动”，也就是可以原谅的了。
人物的性格，和情节之间是有一种互动的关系，人物和人物之间，也有这种互动的存在。后者仍然可以藉由这种激情澎湃的心理独白完成，然而前者可以说是丝毫未见。是以，我在前文中说，本文就像忽亮忽暗的舞台灯光，所有的角色都抛开了他人，或者说外部环境的影响，独自去做自己的事情。
所谓外部环境，或者说人物的性格与情节之间的互动，宇文秋水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中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她评论潘金莲毒死武大，说西门庆踢了武大一脚之后，两人“实指望其自死”，也就是说，此时仍然没有杀害武大的动机；然而武大“气得发晕”（注意不是病得发晕），对潘金莲说武二回家必定找你们报仇，这就是一种威胁；同时，武松刚出场时，其“打虎英雄”的形象给西门庆的印象过于深刻，其一身红的穿着在西门庆眼中就代表着一个死神，而西门庆“禀性刚强，为人狡诈”，就算此时与潘金莲断交（此时是他们二人的蜜月期，感情还是很深厚的），也会有威胁性，不如斩草除根，杀掉武大算了，而他们家正好是开生药铺的，铺子里就有□□。
同时，武松在出门之前，告诫兄长要早早归家，不要与外人吃酒惹事，嫂子要每天放下帘子来，在家中做活。有趣的是，正是因为潘金莲放帘子，才砸中了西门庆，而武大也请郓哥吃了酒，并且惹了事。而再往前推，郓哥不留口德的臭骂了王婆，才惹得王婆打了他，而郓哥的“义愤”（不是对于武大的义愤而是自己的义愤）才去通报武大，定计捉奸。
潘金莲的毒辣，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体现，因为她仍然是个还未“久惯劳成”的妇人，而郓哥的冲动，武大因为弟弟，一改平日的懦弱出言威胁潘金莲，西门庆的刚强和狡诈，这些性格，以及其相关与不相关的“偶然”，都促成了武大的死因。而后来的潘金莲，西门庆还未娶她之时，有两个月的时间，她只是孤独地忍受寂寞，而被娶过门之后，却因为西门庆的薄情，主动勾搭女婿，这些都是人物性格与情节之间的互动。《时间》一文就缺乏这种互动，对于单个人物之外的外部环境，几乎可以说是丝毫不重视，匮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境地。
同时，对于本文中的爱情，也出现了一个奇妙的双线化情节：对于本文来说，历史和爱情，是两条并行的主线，其中唯一的关联就是，后者可以促成前者的目击现场。一条线进行如火如荼的历史运动，一条线进行如火如荼的床上运动，韦兄泉下有知定当含笑。
爱德华&《一生，一梦》;老不死先生，既然要亲历历史，并且要在最近距离内目击活生生的历史事件，作者的安排就无可厚非，每次都是“关键人物”的枕边人。然而，老不死先生的爱情经历，就显得有点韦小宝气质了，隔墙丢砖——砸着谁是谁。
正如BV大人所说，这五次爱情（算上瑞诺的母亲），都只能算作是爱德华的个人经历，倒是合乎“一个人的经历”，单纯的、完全的个人化行为，而并未对另一条线产生交相辉映的效果，反而彼此削弱。我的这种说法，应该说是一种苛责，只是针对耽美小说而言，却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体现，男男之恋的爱情是必不可少的情节，甚至说只要这一条线就够了，这么说来还得感谢BV大人给我们另一条主线可供欣赏。
正因为耽美小说的主线是男男之恋的爱情，对于其他的部分，体现得就要少些，甚至完全不体现，“只要有爱情就足够了”。然而对于广义的小说而言，想要使小说的内容更加完善，更加饱满，除了爱情之外应该还是有点别的东西的，更别说是《时间》这种含有历史题材的小说。
爱德华的爱情，对于他人生观价值观等等的一些思想而言，影响并不大，虽然说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篇耽美小说，然而他和法朗西斯之间那突如其来的一个吻，仍然让我等友邦莫名惊诧，一点铺垫都没有，怎么友谊就突然升华到爱情了呢？而这一吻就确定了爱德华的性取向，之后他对于爱情总是一边悲叹着“罪孽啊！”一边投入德吕亚和瑞诺的怀抱（亨利三世仍然鹤立鸡群，这部分的爱情还是相对而言较为丰满的）。
综上所述，这种描写很难给读者一种“身在其中”的感觉，倒并非是外国历史带来的距离感——我们总不能把过错推到历史身上，人家是无辜的——类似红白玫瑰部分，大纲还是不错的，宫廷舞会中已经有了矛盾的潜伏，后来又发现了形迹可疑的法国奸细，琼偷听到了乔治的密谈，爱德华去争取王太后的支持，最终粉碎阴谋。问题是，在这些描写中，丝毫不见宫廷斗争的硝烟。作者对于“十万火急”的描写，大多来自于主角的心理独白，而不是在细节中叠加并且铺垫。对于第一人称的小说而言，心理独白出现次数频繁，应该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如果仅仅是主角自己在不停独白，“我的天主，请您保护我，也请您保护正在赶往布兰斯托尔的法兰西斯！”却没有外部环境的支撑，这种描写的效果倒像是只有他自个儿着急，然而外部环境无动于衷。
所谓，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种态度对本文来说，的确是个正确并且聪明的选择，历史事件过于波澜壮阔头绪纷杂，窥一斑而得全豹。然而这种弱水三千，继续延伸到了小说的细节上，人物刻画上，让整个小说都处在一个浮光掠影的彼端，倒是不温不火了，可也多少有些平淡乏味，看得我几次欲放弃之，几次欲昏睡之。
至此写完该评论，我交差了，感谢各位忍受咱家满口撒村直到现在。
九环金背大砍刀
乙酉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