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前辈曾经说过，写作最好要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因此建议多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但我不知道这一道理怎样运用于与历史有关的文章中。历史中的人物都已经远去，留给我们的仅仅是断壁残垣、只言片语，还有的就是那重重的神秘感，但正因为这样，它也比较能引起大家的兴趣，想想啊，如果我看到的小说故事描写的都好似在我身边发生的一样，日常琐碎、鸡毛蒜皮，那还有什么意思？！

　　因此有了历史小说、玄幻小说和神怪小说，我们在这里仅谈谈有关历史的小说。比如现在的言情故事常常找一个历史朝代作依托，然后在这一历史依托中再慢慢展开情节，但一个朝代毕竟就有一个朝代的历史人文、风俗习惯、典章制度，那既然选择了历史，是否就要完全尊重历史呢？我想其实并不见得，连大名鼎鼎的《三国演义》不也是七分实写，三分虚写，搞得人们一头雾水嘛。

　　言情小说家们有时不得不借用一下历史中的人和事，但并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作者都是十足的历史爱好者，要求她们对所写的历史时间、地理、人物、事件及风俗弄得一清二楚，俗话说：“像不像，三分样”，只要打好行囊，穿好古装就可以了，不要拿着草莓圣代、戴着时尚墨镜就跑到古代去！

　　言情小说中的历史环境毕竟不是历史传纪和历史小说，我相信在历史传纪中一定是要求“无一字无来处”，参阅大量的文献，一人一事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证和核实；而在历史小说中则次之，此时只要求大方向不错就行，其余的人物、细节则可以虚构，但相对仍然比较严格，因为这类故事是讲的就是历史，如果在人物风俗、典章制度上犯错误的话，是说不过去的；而言情小说中的历史环境就相对好多了，它只是需要一个述说故事的背景，需要借用几个历史人物的名字，而其余的，就并不是读者选读言情小说的初衷所在了。

　　历史环境很难细致入微地体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清朝比明朝好写，近古比远古好写。远古的人们该吃什么饭菜？穿什么衣服？有什么礼节？受什么教育？有什么消遣？房子里该摆设什么器具？出门乘什么舟车？路经有什么城县？……太可怕了，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就拿吃饭来说，当我们了解了人们在上古曾经不吃午饭，一天只吃两顿饭；没有椅子、需要席地而坐；没有火折子、还要用敲击石块的方法取火；没有筷子、要用手来抓饭；没有土豆辣椒蕃茄黄瓜、只有白菜大葱等等，你还会有兴趣来写它吗？哎，还是得写呀，谁让我对范蠡、西施、夫差、勾践感兴趣呢！：）

　　举个例子说，青枚在短篇小说青莲集之《赠汪伦》里运用优美舒展的笔调描写了唐代李白与汪伦、颖儿之间的一段故事，取材于绝句《赠汪伦》。虽然颖、汪应该是其中的女、男主角，但其中最出彩的人物却是李白，作者运用“写意传神”的方法勾勒出了一代诗仙的风姿神采，颖儿在与李白交往后似乎“顿悟”了人生，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生活轨迹，开始了“绮罗散尽人独立”的新生活。

　　青枚对唐代环境是十分熟悉的，像文中提及的羯鼓、琵琶、轻歌、旋舞都非常贴切地反映了唐代当时的时尚歌舞场面。葡萄美酒在中原曾一度失传，于唐初再次引入，并流传极广，在部分内地也有栽培，并能够自酿美酒，因此为汪伦安排了用葡萄酒款侍李白。唐时1尺约合现在的29.75厘米，文中为李白设计的身高是“六尺男儿”，大约就是现在的1米78左右，恰恰是一个伟岸的“奇男子”了。

　　但我们用放大镜来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仍然有一些历史细节被疏忽了：

　　从时间上看，李白奉召西入长安是在天宝元年至天宝三年的事，游桃花潭发生于天宝十四年，然后李白避难剡中，旋隐于庐山。安禄山攻陷长安，玄宗幸蜀是天宝十五年六月的事；同年七月，李亨即位，改元至德，是为至德元年。那么从时间上看，故事的发生离安史之乱爆发间隔只有一年多，文末颖儿却说在川中居住已经近二十年了？！

　　从地点上看，故事发生在唐时的宣州泾县（今安徽泾县），文中提到了泾县三宝，“美景、美酒、美人”？其实在唐时，泾县的酒并不是非常有名，而当地生产的纸、笔却是天下闻名的，即著名的“宣纸、宣笔”，是当时的贡品之一；文末的场景转移到了大匡山脚下，这是李白少年时读书的地方。它位于绵州彰明（今四川江油），也就是北朝时的昌隆县。唐先天元年更名为昌明县，五代时再更名为彰明。那么文中的隆昌县应该也是一个笔误，应该改为昌明或昌隆才好，这样说并不是因为大匡山距隆昌离得很远，而是隆昌小县这个名字是到了明朝时才有的。至于大匡山中是否真的有一个象池，就不得而知了，反倒是峨眉山的“象池夜月”一景的声名更为远播。

　　从机构上看，文中提到了教坊。唐代教坊是教授宫廷通俗音乐、管理乐工艺人的机构。自高祖初设，于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鼎盛，最多时曾达到11,400多人，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它不同于地方府、县所属的“衙前乐”，当时天下的教坊总共只有5处，宫中者称为内教坊；而长安和洛阳各有左、右教坊两处，称为外教坊。教坊所负责的工作是培养人才学习歌舞音乐，其间乐人多由各地征调而来，但并不是什么烟花之地。所以文中述及安徽泾县里会有教坊，其间的颖儿还有由汪伦赎身一说，也与史实有所出入。

　　但这不是主流，在小说中，我所领略到的仍是故事本身对我的触动，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沉醉、又这么清醒的李白，没想到过李白原来早已对自己的“怀才不遇”的原因有着深刻的理解，但实际上，这也青枚自己对李白的认识，这是被提炼加工过的李白（真实的李白思想很复杂，恰恰在本故事结束后的第二年，他又去投身“政坛”了），而正是作者的提炼和加工使我感受到了文学本身的魅力。

　　在通俗小说界，我想金庸先生的历史造诣应该是最高的吧，或者这么说，是他最顾及小说中历史本身的真实性，除了从大处着眼之外，连一个不起眼的年代史实、一个历史小人物也要“精益求精”，以至发展到了“因史害文、矫枉过正”的地步，他又要再一次地修改小说了，于是郭靖不再镇守襄阳，而是去助守易州；段誉也终于出了家，让王语嫣回归到表哥的怀抱，那么这样，真是真了，但我觉得小说也就失去了作为消遣文学的意义。

　　听说有的言情小说家在写一个陌生的朝代前要先去图书馆充一番电，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来学习相关的知识，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那样写小说就有点像写论文综述了。我还是觉得文学就是文学，毕竟不是历史，历史讲究真实、详尽和条理，史学家们应该做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不能虚构情节；而文学讲究情调、气势和韵味，作家们可以“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古往今来为我所用，加入自己的感情、理解，把一件历史小事添枝加叶，写得天花乱坠，它不是用历史本身去感动读者，而是用自己再加工的人物、情节感染读者，给他们以享受。

　　“全信书则不如不信”，反之亦然。在小说中，虽然历史环境是为我们服务的，但也要尽量避免“关公战秦琼”的闹剧，我想只要是不出现秦朝放纸鸢、汉代考科举、唐代花银票、宋朝听京剧的情节，我还是很愿望看轻松惬意的言情小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