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最近推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最近推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的《中国织绣服饰全集》六卷本，第一卷《织染卷》、第二卷《刺绣卷》、第三、四卷《历代服饰卷》、第五、六卷《少数民族服饰卷》。此书以每卷600余幅图片，20万字左右的规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几千年来的衣饰文化。

中国的衣饰文化源远流长。衣、食、住、行、用——这是有人类以来，人的生存、生产、生活须臾不离的物质需要。衣，在我国历史记载中，从原始社会的“衣羽皮”（《礼记》）、“衣皮苇”（《白虎通》）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繄辞》）经历了数以百万年计的漫长岁月。传说中的黄帝元纪缧祖教民养蚕治丝，开启了中国衣饰丝织工艺的应用。这是伟大的发明，是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诚然，人类社会某一种物质文明的创造，决非某一个人的功绩，但这个传说足以说明华夏文明发展的早期，我们祖先已经将蚕丝用于衣饰了。《中国织绣服饰全集》中便展示了早期器物或泥工上的织绣印痕、织绣残片的珍贵资料。

距今300多年前的商周时代，中国的衣饰文化不仅有了定型的发展，而且在甲骨文中、青铜器的铭文中、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都有比较丰富的文字记载和具体的描述，如西周康王（公元前1004—前967年）著名的“大盂鼎”铭文就记载了康王赏赐给贵族盂的多种物品中就有贵重的冕衣、围裙（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古代青铜器》第78页），有的铭文还记载了当时丝的价值：“匹马束丝”（“曶鼎”）。《诗经》中描写衣饰的色彩效果“如弄璊”、“如琰”（《王风·大车》），贵族的衣饰则设计得更加华美：“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易，为公子裳。”（《风·七月》）遗憾的是此时实物资料仍很少见，但《中国织绣服饰全集》中的《历代服饰卷》中就收编了一些该时期的俑人形象以佐证之。

纵观中国工艺美术历史发展，战国以降，无论是青铜工艺、制陶工艺、玉石工艺，骨牙工艺、编织工艺以及织绣衣饰工艺，尽管各自的功能、材料、技术互不相同，但在艺术上都呈现出新时代的特征，《中国织绣服饰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以足够的织绣衣饰方面的形象史料证实了这一点。从这些形象史料中可能清楚地看到这新时代的工艺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工艺技术的进步（或织、或绣、或染）可以表现比商周时代更为复杂的内容；其二，由于社会的进步，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人和人的生活开始成为染织衣饰（尤其是织物面料的图案设计）有典型意义的表现内容。这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中被称为人的自我回归时期。在此之前，商周的工艺美术基本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是通过动物形象（特别是龙、凤、饕餮）表达了那一时期人们对生命、对祖先的崇拜，而不是人和人的生活本身。有人说这还是原始图腾的延续，可以称作是古典的图腾时期。

《全集·织染卷》中战国时期，“绛色舞人纹绵”（第16、17页，湖北荆州博物馆藏）以通幅跨页展示了具有代表性的新时期早期作品。这件丝织品的图案，有传统的几何纹和龙凤纹，同时又织出舞蹈中人的形象。这既反映了当时设计者表现时代要求的意愿；同时，它又表明此时织造技术的进步，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如果说战国丝织品或青铜工艺品上所表现“人的自我回归”还是初萌的话，那么到了汉代则有了全面的成熟的表现。《全集织染卷》辑录的汉代织染作品，在表现“人的自我回归”这一时代主题时，引人注意的是选录了大量的图案设计运用了汉字的铭文锦。应当说，以文字为装饰开拓了后世工艺设计的新路，如明清的织锦刺绣、陶瓷、漆器等。毫无疑问，这些文字虽然是穿插在主体图案的间隙，但却明确地表达了人的生活理想和愿望，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从这一侧面得到了体现。例如《织染卷》中编选的大量的丝织品有“安乐如意长寿无亟”、“千秋万岁宜子孙”、“永昌”、“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寿明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韩仁绣文衣右（佑）子孙无亟”等经锦。特别是其中的“韩仁锦”，由于图案单位循环，作者的名家——“韩仁”在幅面的右侧重复出现，这正好说明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此外“韩仁锦”的工艺技术水平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提花技术、色彩配置等。当时织造技术还处在经线起花阶段，遍地出现的颜色只有深红（底色）和黄色（纹样的勾边）两种，但由于作者巧妙的设计，利用经线的排列，使绿、蓝、棕三色不同宽度的经条竖行与遍地出现的深红、黄二色相互配置，产生了相当华丽的多色彩效果。此类美丽的丝织品，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最受欢迎的“使者”。

讨论汉代的织绣工艺，不能不使人想到当时封建经济的繁荣，如盐铁业的开发、牛耕的普遍、耧车的发明、水力鼓风、蔡伦造纸……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促使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工艺美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普及，工艺美术生产内部有了较细的分工。正如《全集·刺绣卷·卷首语》所说：“刺绣普遍存在于我国广大农村与城镇，是既实用又美观的‘女红’手工艺品之一。”由于世世代代的传承，优秀的刺绣女作者们很懂得、并且很好地运用刺绣工艺本身应具有的要素，进而设计刺绣了万千种美丽的衣饰图案。理解并运用刺绣工艺要素就是成功的设计。这个设计有两个特点：一是用线来表现各种图案形象：二是图案构成的灵活性（或适合图案、或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试看《全集·刺绣卷》许多优秀的战国以来遗存的刺绣作品，多用“辫子股”针法。这种通常被称为“锁绣”的针法是最适合物象的线的勾勒，例如《全集·刺绣卷》（第6、7、10、18、19页）战国锁绣残片上的龙、凤、虎等纹样以及汉代著名的“云纹绣”、“信期绣”、“乘云绣”（河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都是充分利用锁绣的线来表现的代表作。我们不妨扩大点说：善于用线表现物象，这是中国造型艺术所特有的表现方法，利用线的表现方法仍可以不同程度地表示体量关系和空间关系。由此可以说，用线表现物象这一艺术传统是始于古代工艺美术设计。除刺绣工艺特点外，战国秦汉的髹漆工艺，线描的运用更加生动有力、传神，流动的风云、腾跃的龙马人物等，规则又不规则的构图，令人汉为观止。

《全集·织染卷》中值得注意的是（第84页）刊出的中国最早的“蜡染花布”（新疆尼丰尼雅一号墓出土）。花布自1959年出土发表以来，引起学界、工艺美术界广泛关注，主要是对花布的布质、蜡染技术，和花布上的人物、龙、鸟等图案画的讨论。这里我想着重讨论花布上的几何图案——平行线、45度平行交叉线、三角形、圆圈纹、圆点纹。这些手绘（画蜡）几何图案是花布的主要装饰。这使我们联想到西北地区出土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大量的陶制生活用具——彩陶和彩陶上出色的装饰。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何图形依然是无处不在。这就涉及到上述“现代设计五要素”中的文化内涵。这里我们不妨摘引《中国工艺美术学研究》（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文集第188页）“关于视觉艺术基础元素的思考”一文中的一段话（此外说的基础元素是指“点”与“线）；“点与线是抽象的，也是美的，它的内涵是无限的。这最小、最简单的‘点’蕴涵着宇宙间最大、最复杂的物质世界、美的世界、艺术的世界；‘线’（直线、曲线、波状线）是世界上运动着的事物可感的一种状态的抽象。物理学中的‘波粒二象性’乃物质世界微观粒子的基本属性之一。它们有时显示出波动性，有时又显示出粒子性……艺术中的‘点’与‘线’是否与此有关呢？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工艺美术史中的几何图案（包括织染工艺中几何图案）是古代设计家们艺术灵感的结晶、智慧的结晶。这种灵感、这种智慧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是中国人宇宙观、世界观、美学观的具象，或者说是它们的诠释符号。《易经》八卦以及相关的河图、洛书都是以线（线段）和点（圆圈）相互组合而构成的。无独有偶，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说过“曲则全”，“全乃天”，而在《易经·说卦》中又明确指出“天为圆”我们之所以重视几何图案的艺术分析，包括对最早的“蜡染花布”的讨论，都源于此。

在《全集·刺绣卷·概述》一文中阐述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涵盖了古代刺绣，四大名绣，还有少数民族刺绣；该文语言生动，文章中以大量的史事、史料介绍了刺绣艺术的发展和艺术特色。西汉马王堆一号墓出土一件素纱禅衣（无里单衣曰禅），衣长128厘米、袖通长190厘米，重量仅49克，这样轻薄的丝织品，如果做成幔帐，可能会令人感到“飘飘如烟气轻动”（见《历代服饰卷》上册）。

《全集》中还以大量的图版辑纳了古老的刺绣工艺，到唐宋以后，刺绣出的复杂的佛像、人物、亭台楼阁、各体文字以及仿绣绘画、书法作品。此类刺绣要求使用的针法愈加多样，技艺亦日益精进。《全集·刺绣卷》卷首《中国刺绣艺术发展概述》一文中也多有叙述。

总之《中国织绣服饰全集》是一部展示我国纵贯3000年，横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人民特有的衣饰文化的图典式画集，是一部迄今为止尽可能全面的，具有各类发展史意的全集本。当我们细心研读、欣赏《全集》中近4000幅的中国古代织绣衣饰作品时，我们由衷感谢提供史料的全国40多座博物馆、文物考古单位的支持，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所付出的艰辛劳动，特别是在编选图片、制版校色时采用了电脑技术，使得部分出土的织物残片得以复原成完整的四方连续图案效果，例如《全集·织染卷》第170页唐锦的图案展开。我们还要感谢这部书对现代艺术设计提供了历史经验，使我们能够温故而知新。


**********************************************************

450元一本……6本2700……咬牙切齿犹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