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I 儒教

其实《庆熹》中儒教的缺失并不真的是缺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摆在那儿，无论红猪以明朝为想象性的背景还是以汉或宋或清，只要有科举制度在，儒家的思想当然也在。儒家那一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梦想/理想（或者说男性的YY）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各种武侠叙事的主要动机。我觉得金刀所论第一部分的主旨用性别理论来解释更容易看出红猪创作的与众不同处。
女性和同性恋在主流话语里一直都只居于从属地位，所谓“边缘人”是也。“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裳”“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阉人祸国”之类的道德/价值判断在金古温梁萧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李寻欢把未婚妻林诗音让给龙啸云的道德自虐，《笑傲江湖》里对阉人和同性恋的仇视。在主流武侠小说的创作中听不到多少女性和同性恋的声音。因为经典的武侠小说主要都创作于六七十年代，那时候欧美的女权运动，同性恋争取生存空间的种种努力在亚洲都还没能感受到。

事实上选择太监作为小说的主角已经是对儒教传统的一种颠覆了，背景即使还在（科举，武举，健全的官僚制度），和主流话语的距离也已经拉开。因为主角是太监，就注定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只能是讽刺性的。（当然，被父权社会意识形态控制的女作家也会写很多受虐狂式的作品，这是另外的故事，再说就离题万里了。）修身齐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辟邪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吗？他还要继承老阎王的遗志吗？继承了又如何？现在残缺版的《庆熹》让我感受到的辟邪只是为了生存而生存，他并没有一个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和匈奴浴血奋战也不只是为了保土安民，人物的行为动机其实是模糊的，一开始提出的复仇不足以解释辟邪全部的行为，也不足以说明七宝太监埋下他这粒种子的意图。

女性或者边缘人叙事的特征重在揭示人物内心的发展和自我身份的确立，而非对主流话语的重复确认（郭靖，杨过，陈家洛式的英雄都在重复“兼济天下”或者“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叙事传统）。这一点在《庆熹》种很明显，辟邪面对明珠和李师的纯良时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和拷问其实是对自己身份的困惑，仅凭一个王储遗孤的身份他有权利这样驱策别人，浪掷他人的生命吗。这和“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英雄式的感叹不同，辟邪是哈姆雷特式的悲剧人物，被命运推到了不得已的位置上，生命不断成长，对自己身体的内心的变化无力控制但仍要勉力控制。后者是儒家王道的悲悯，是对“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主动出击后的一点回顾，是仗剑独立，游目四顾后的一丝苍凉。两者的区别不是阴谋和阳谋的区别，因为“阴谋和阳谋”的两分法已经又是一个道德判断了。“治国平天下”从来与女子何干？这是性别角色导致的不同，价值上没有孰高孰低，有的，只是对生活对生命的不同体认。

Part II 镜头感

红猪文字的好让人对红猪文字的赞美怎样都不为过（表忠心）。对光线色彩温度的描写都好，我想补充的一点是红猪对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的节制我以为是更突出的特点。
其实从文学史的演变就看得出，有镜头感的文字太多，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到建国以后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文字写景描物的能力早被发挥到极致。但是随着影像媒体的发展，文字这方面的功能无论再怎么发展，和胶片，录影带，甚至漫画比，都逊色太多。正如在欧洲绘画的发展，肖像画在照相机的出现后迅速退出主流绘画舞台，现实主义小说在巴尔扎克之后也迅速让位于意识流，因为心理描写才是文字远胜于电影的地方。

小说中当然不能没有写景状物这些东西，但文字好的写手大有人在，小椴《杯雪》对江南冬景的描绘，沧月动漫式的写景，蓝莲花对杖精美的排比句，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对于习惯视觉形象的读者来说，这些精美的文字常常沦为一目十行的阅读习惯的牺牲品，尤其是如果作者自己沉溺于自己文字的优美，每每花两到三个段落来写景状物，这样的写作习惯，分段方式，都很容易让习惯视觉快餐的读者掠过这些无关紧要的段落，直奔情节有变化的下文而去。并且，有很多文字具备的所谓镜头感，其实只是呆照（still），并没有有意识地探索文字可能产生的蒙太奇的跳接和连续性，利用蒙太奇来串联不同的时空，当然，这又是另外的故事了。红猪文最强的地方在于对写景抒情的节制，和人物心境结合，意到即止，并不沉溺。
且看红猪理性的控制：（辟邪知道原来明珠是他自小定下的娃娃亲后）

凉风灌耳，辟邪烧得通红的脸才渐渐凉下来——原来明珠的心竟是全部在自己身上
　　——辟邪大喜大悲，驻足在慈宁宫墙上，欲哭无泪，只想放声大叫明珠的名字，要她说明道清，然后一刀斩断，永绝后患。

“明珠、明珠！”辟邪心中默念，这名字就分明是清灵温润的寒江水波，又如何斩得断。想到居养院暖春新绿，严冬白雪，就一时心乱如麻，想一句开口说的话，竟没有半点头绪。

主角这样颠覆性的心理认知也就是百余字而已，“暖春新绿，严冬白雪”，八个字概括多少个抒情性的时空闪回，放到电视剧里，“塞上牛羊空许约”张纪中用了多少慢镜头加闪回加音乐大作来表现。这样的描写才是文字胜过镜头的地方，才真的把文字媒介不同于视觉媒介的特质发挥出来。简洁有力。
红猪文字另一个好在于含蓄。大多数网络写手把阅读快感的“快感”真正变成了速度的快感，不管是对白动作，还是写景抒情，都过于直白，不给人留一点想象的空间，没有揣测的余地，阅读的速度自然就快起来了。红猪的文字点到即止，有很多留白需要读着自己去体味，这样的文字提供的快感是智力的情感的，而不仅仅是速度的，它需要我们动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体会。比如那段堪称经典的对话，如果红猪不加注解，不是要让我们废一番思量吗？

慕徐姿道：“不，这件事怎么能惊动圣上？公公，你有多大的本事，宫里没有一个人说得上来，如果这件事公公不能办，天下便没有人能保住我兄长性命了。”
辟邪极快地回味了一下慕徐姿话中的意思，笑了笑道：“娘娘这是难为奴婢了，奴婢办不到的事，不能随便答应主子娘娘。”慕徐姿眼中异常深远的神色凛凛逼近，他说了句告退，竟有些顾不得礼仪侧了身要走。
“辟邪，等一下。”慕徐姿抢上一步，拉住了辟邪的衣袖。
放手！”辟邪心中突有一股无穷的厌烦嫉恨之意，猛地挥袖甩开慕徐姿的手，慕徐姿被刺痛的表情让他霎时冷静下来，缩回手躬身慢慢道，“娘娘，放手。”
两个人微微喘着气对视着，彼此眼中的恼怒让双方渐渐有所领悟。
“原来如此。”慕徐姿明白得更快些，轻柔地绽开笑容，一如既往的桃花扑水，秀霞满天，她坐回椅子里道，“算我求你帮这个忙。”
辟邪仍在迷惑着“原来如此”的含义，冷冷道：“不敢，奴婢只能尽力去办。”
“那就好。”慕徐姿慢慢收回了刺人的目光，静静垂着眼，“跪安罢。”

其实在写作中故意设置一些阅读障碍只会给喜欢智力挑战的读者带来更多快感，只要不是故弄玄虚就好（所谓故弄玄虚，是说读者老早猜出凶手是谁动机是什么，作者还在遮遮掩掩，比如《六指琴魔》就是典型案例）。

Part III
对于金刀所评“庆熹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分享同一种性格，复杂的人性，各种风貌的社会阶层，这些东西在庆熹里并不完全”不敢苟同。而且这似乎和金刀自己前文的分析矛盾。

传统的人物创作法则是主要角色要写成圆形人物，次要角色写成扁平人物。次要人物如驱恶，明珠，李师，车琴等等等等，当然寥寥几笔带过，无需刻意发展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如不，那小说就没法看了，拉拉杂杂，线索不清。而且，同人小说也没有发展的余地了。

景优，太后，辟邪，成亲王，每个人都有神秘的过去，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心算计，这不能算分享同一种性格吧。只能算每个人有不同的立场，都在命运的罗网中努力的挣扎，有的人主动，有的人被动。每个人行动时内心的犹疑和凄惶正是复杂人性的反映啊。太后智而多疑，狠辣后面也有唏嘘；景优见事分明，外柔内刚；成亲王见利忘义又优柔寡断；霍炎恃才放旷但知恩图报，郁知秋有勇无谋，洪定国自负鲁莽，等等，每一个人性格都不同，说他们分享同一种性格不如说他们分享同一种命运，就是面对历史和宿命都妄图挣扎一番。

红猪谈创作时说过，她写小说的初衷并非为着悬念，而是为着人物，红猪的创作自觉意识是我所读过的网络作家中最好的。在很多人还在为文字到位与否，情节张弛有致而苦苦思索的时候，红猪已经超越这些创作上必经的障碍，向着塑造人物，展现人性进发了。作品因为人物而永生，在中国的武侠和言情小说中尤其如此，真正耳熟能详的作品，都是因为人物而被人铭记，不必提那些主角，只看伪君子岳不群，独孤求败，东方不败之类的配角都因为画龙点睛的几笔而被一代人记住，可见人物才是小说的灵魂。多年以后，我们或许会忘记《庆熹》中种种的阴谋曲折，但我们一定不会忘记那个青衣白面在绝望里反抗宿命的小太监。在这个意义上，《庆熹》即使就此成为断简残篇，也已经建立了他的江湖地位。

其实我是反感把小说作艺术和通俗之分的，莎士比亚在四百年前也不过是有几分才情的戏子，也被当时正统的宫廷艺术家看不起；关汉卿也不过是一个眠花宿柳的轻薄文人，但百年之后，谁会否认他们的才华。小说就是写人性，类型更没有高低之分。武侠小说一样可以好过《战争与和平》，《收获》上一样有味如嚼蜡立意不高的写实作品。红猪说自己不过是写了拳头加枕头的偶像作品，实在是调笑之语，过谦了。可以想象，当中国对“通俗小说”的研究逐步深入，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理解更透彻之后（欧美学术界从七十年代才开始对“通俗”电影进行理论思考，中国借鉴西方理论一向慢半拍），红猪的《庆熹》一样可以进入庙堂。不过，那是后话，与红猪的创作没有关系了。

余韵
看了红猪《悟空传》的读后感，想起Michael Mann的《Collateral》（不知道中文影碟怎么翻译的），Tom Cruise扮演的杀手孤独的死于城际列车上时也是有一样的螺丝丁似的感叹吧。我们拍电影，写作，在好玩，安慰寂寞的同时，似乎也在努力摆脱被遗忘的命运。“立言，立功，立行”，以文字来追求生命的不朽，不管有多虚妄，还是值得一试的，所以红猪还是应该完成《庆熹》，这是不朽的一个锲机。